我十五岁那年，没考上高中，可我还想继续念。
我妈说“没考上正好，女娃读啥书？打工赚钱还能补贴家里，最后还不是得嫁人？家里也供不起你”。
我爸默不作声，只说“归元以后是一家之主，让归元做决定。”
那天我默默站在门口，看着才十一岁的归元嘴里含着麦芽糖，一边玩弹弓，一边说：“让她去打工呗，我可不想天天看到她，我们家姐太多了，看着烦。”
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走的。
我带着藏在墙缝里攒了两年的八十块钱，坐上晚上八点的大巴车，去了市里。
没人送我。
我知道他们不会送。
因为我不是他们要留住的那一个。
我以为离开就是自由。
结果在车站门口站了一晚上，差点让人拐走。
那天早晨六点，我背着双肩包坐在车站台阶上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
我怀里揣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黑色塑料袋，那里面是我唯一两套衣服，饿得晕了几次，硬撑着不睡。
来搭话的，有卖早点的，有拉黑活的，还有问我要不要去洗脚城的。
最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把我从马路边拉回来了。
她说：“我们是不是见过，涂山镇的，家里是不是卖草药的？我在你家买过一回草药。”
我警觉地点头，她掏出身份证，说她叫黄阿妹，在市一中当后勤。
她带我去她家，住了两天，没让我干活，听了我的遭遇，只问了我一句话：“你真想读书？”
我点头。
她说：“那你去试试省二中的补录吧，离我们学校近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她差点迟到被扣钱，只是因为不放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街头。
再后来，我进了省二中的预科班。
二中补录的名额不多，而且都是些不服输的“杂牌军”。
我当时的数学刚过及格线，语文凭借作文拿了高分，这样的话才勉强混了进去。
我不比别人聪明，只是比别人更明白，退无可退。
在二中的那段时间里，和我同班的女孩子周末去逛街，我在隔壁的饭店洗碗换生活费；
别人用三星手机、触屏机，我用的是打工换来的老式诺基亚。
日子虽辛苦，但很快乐。
我常常看着宿舍角落的被褥，告诉自己：我一定不能回去。
高三那年，我收到了第一封信。
是我爸写的。
信封上写着“程七里收”，字迹潦草，邮戳是家镇的。
我没拆。
那是我“逃”出来两年多，家里第一次找我。
又过了一阵子，黄阿姨在食堂门口叫住我，说：“你妈来了，正在后门等你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见。”
她愣了两秒，低声说：“她眼圈红了一圈，说你弟生病了。”
来不及了，正当我准备进去的时候，我妈出现在我面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