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想到昨天那一段模糊的记忆，我叹了口气。
不考虑其他，如果我有儿子这事是真的，那天阉的事就是假的，反之也成立！
于是，我偷偷去医院重新做了检查。
泌尿科主任李明浩拿着检测报告，神色古怪：“老程，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，你的生殖系统完全健康。”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不可能！三十年前我体检的时候……”
“我们找不到那么早的记录，”李明浩打断了我的话，“电子系统只保存了近十年的病历。”
我盯着他的面容，试图找出一丝说谎的痕迹。
跟他认识几十年，以前常一起钓鱼喝酒，他对我的情况应该一清二楚。
“老李，”我压低声音，“你还记得我当年的检查结果吗？是你亲口告诉我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。”
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，随即恢复了医者的冷静：“老程啊，人的记忆有时候会出现偏差，尤其在压力大的时候。”
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。
李明浩的反应太奇怪了，仿佛在有意回避什么。
回家路上，我遇见了高中同学张斌。
看到他，我如同抓到救命稻草。
当年得知我的检查结果后，就是他陪我喝了个烂醉，安慰了我整整一夜。
“老张！”"我快步迎上去，“你还记得我当年检查出天阉的事吗？大家都叫我‘程太监’，我们因为这还和人打过架！”
张斌愣住了，随即皱眉：“程老头，你在说什么？谁敢这么叫你？”
“你不记得了？”我不死心，“我当时差点跳楼，是你拉住了我！”
张斌的表情从困惑转为担忧：“老兄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你最近记忆出了问题，连亲儿子都不认了。”
挥手告别张斌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所有人都在用同一个“真相”否定我的记忆，包括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医生。
回到家，我疯了般翻遍所有角落，试图找到一丝证据。
抽屉、书柜、相册，甚至那些陈年旧物的箱子，都被我翻了个底朝天。
然而，那份曾经刻骨铭心的天阉诊断书，却像从未存在过一样。
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。
如果连这样的医学证明都能凭空消失，那么还有什么是真实的？
最后的希望是报警。
我想，警察一定会公正调查，帮我找出真相。
但当警察来到家中，看到户口本、结婚证、程家明的出生证明，以及一份崭新的亲子鉴定报告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里只有同情和怜悯。
“您这种情况很普遍，”一位警官临走时轻声说，“老年人总想得到子女更多关注，会有些特别的表现。”
这是第几次了？第三次？第四次？
每一次报警的结果都一样，只是让我在亲人面前更加“疯狂”。
.三年时间在怀疑和否定中悄然流逝。
大家都觉得我“不太正常”，周围的亲友渐渐不再来往，邻居见了我都绕道走，只有程家明，依然每天喊我“爸爸”，给我买营养品，陪我看电视。
而我，始终冷漠以对。
我的内心始终矛盾着：我没有生育能力，程家明不可能是我儿子。可为什么所有证据、所有人都在否认这一点？
为什么我的记忆与这个世界的“现实”如此矛盾？
一个安静的夜晚，程家明像往常一样，在睡前给我递上一杯热牛奶。
“爸，喝点牛奶，早点休息。”他的声音温和，表情关切。
我接过牛奶，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他整理着书桌上的文件，动作熟练而自然，仿佛做过千百遍。
“程家明，”我突然开口，“你出生那天，是不是下雨了？”
他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，随即笑道：“是啊，还打雷呢。妈说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去医院的路上差点走不了。”
“是哪家医院？”
“市中心第一医院啊，您忘了？”他的语气很自然，却没有看我的眼睛。
“接生的医生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张，张医生。”这次他迟疑了一下，“姓张的女医生，具体叫什么，我得问问妈。”
我没有继续追问，只是点点头，喝了口牛奶。
程家明似乎松了口气，和我说了几句家常话后就离开了。
当房门关上，我立刻把牛奶倒进了花盆。
这些问题全是我编的。
1994年市中心哪里有什么第一医院，那里当时还是一片空地。
而程家明竟然对这些凭空捏造的“记忆”脱口而出，仿佛那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
他们在用虚假的“现实”覆盖我的真实记忆，企图让我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。
但为什么？为了什么目的？谁是这场骗局的主谋？又为何选中了我？
我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我的记忆才是真实的。
我隐约觉得，答案好像越来越接近了。
